好似说了什么，好似什么也没说——其实什么都说不得

皇宋英宗在位时，王安石主持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户部侍郎范镇反对新法，五次上疏，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王安石看见奏疏，气氛地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迫使他致仕退休。

范镇是个文学家，史学家，历史上留下过“三范修史”的佳话，修的是新唐书，也当过翰林学士。这时候又不是明初和满清，士大夫写点什么不会有人抠字眼查——至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吧。范镇平时就有个随笔，叫《东斋纪事》。

英宗当政第三年，天相有变，范镇在《东斋纪事》发牢骚说“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营室，历于虚危。术者占曰：“营室卫分，濮水出主宋庙祭祀事；虚危齐分，上受命之国，主坟墓哭泣。”逾年而熙宁改元矣。天之告人，岂不昭昭然哉！“范镇虽然没有明白指斥王安石变法，但把天象的变化与变法这样联系起来记述，其目的和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卷三“薛简肃公”条记载：“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丈，依其价，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民初甚善之。分布千钱，增其价才至四百。其后，转运使务多其数，富者至数百匹，贫亦不下二、三十匹，而贫富俱不得矣。”这里的记载明显地把薛简肃公执政时“民初甚善之”与新法实行的时候“贫富俱不憀”的局面进行了对照，其批评新法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变法停止。

元佑八年，哲宗亲政，起用章惇、曾布和蔡卞等变法派主要人物，重新推打新法。

建中靖国元年，徽宗即位，朝廷腐败已无度，变法进行不下去了，变法派已经成了新贵派，他们不敢变法，但以变法之名打击政敌的胆子还是有的。于是把当初反对变法的人物打成“元祐党人”，并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四月下诏焚毁苏轼、黄庭坚等党人的著作，《东斋纪事》也在其中。

本来《东斋记事》就是歌颂北宋朝廷的，并没有多少犯忌讳的地方，只不过是有关记载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不相一致，在崇宁年间便遭到了禁毁，更可笑的是，禁毁这本书的官员们，一个个也都没继续王安石的变法啊。

皇宋钱塘有个僧人叫文莹，和大诗人苏舜钦交善，苏舜钦又把文莹介绍给欧阳修，文莹后来又到了奸相丁谓门下，还“待之深厚”。

文莹写过一本书，叫《湘山野录》，是一本笔记体野史，主要内容当然是对自己的主子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但这位僧人也有口无遮拦的时候，写了不少宫闱秘事，朝廷阴暗。大概是为了突出自己啥都知道，这个小僧人还把“斧声烛影”这样得国不正的事都抖搂出去了。

崇宁二年，这本写了不少皇宋高官显贵光荣事迹的书被那些被这本书记载了不少光荣事迹的皇宋高官显贵以元佑党人的名义封禁了。

善莫大哉。

写于《大家》被赐死的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