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曹操、孙策的 “赞助商们” 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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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藏日期：20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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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人参与政治投资并获得高额回报的代表，当属奇货可居的吕不韦。他早早把宝压在秦异人身上，匡扶两代君王，终成一代名相。然西汉以降，行商为贱业，导致商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人白眼。所以到了乱世，他们积极参与战争，希望如吕不韦这般，凭借从龙之功完成阶层跨越。

吕不韦

汉末三国时代的创业者们，如刘备、曹操、孙策、袁绍、吕布、公孙瓒等人，也得到过诸多 “赞助商” 的支持。经过一系列角逐后，曹、刘、孙三家最终杀出重围，分别建立了魏、蜀、吴三大政权。公司一经上市，股东自然会得到分红。那么，当初资助过刘备、曹操、孙策的 “赞助商们” 都去哪儿了？他们最终有没有得到丰厚的政治回报呢？

霸主背后的 “赞助商”

若以身份而论，汉末军阀背后的 “赞助商们” 自然不会只有商人。除商人外，还有以文化见长的士族、以武力见长的豪族以及以法律见长的文法吏。这几类群体由于出身、文化等因素，各自掌握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因而他们的 “赞助” 也有很大不同。现分而述之：

士族，按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即士人与家族的结合，自西汉末年发展而来。东汉以降，学人多以通经出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家族的儒学化。故笼统来说，凡是以儒学文化传家且连续几代都有人入仕的家族，都可称一声士族。如世族、氏族、势族、冠族、名族、甲族、盛门、名门、高门、郡望、旧姓、右姓、著姓、大姓、门阀、世胄等，都可谓宏观意义上的 “士族”。

然而，“士族” 的定义在学界尚未定论。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与升降》（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中指出，汉末大姓只是魏晋士族的基础，在九品中正制出现后，士族的世袭特质才能有所保证。唐氏之说可谓精辟，如汉末的颍川荀氏、汝南袁氏、下邳陈氏，可称为大姓、著姓，却算不上真正的士族。为便于理解，下文统一用 “士族” 之说，意在突出其在文化、政治上的领先地位。

与之相对的便是 “豪族”，意指地方上“富而甚无知” 的豪强势力（延伸阅读请参看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外戚与宦官所属亦是豪族。这些土豪，在地方上富有田产，能豢养一定数量的佃户与部曲，进而组织起一支颇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从而保证家族在一县之地声势不坠。还有一种情况是，豪侠以 “侠气知名”，从而招揽到一批志同道合之士，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

“琴棋书画” 是当时提出的豪门子弟的教育标准之一。图为汉末三国灰陶抚琴俑。来源 / 罗开玉《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

《三国志 · 魏志》卷 18《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所载人物，几乎都是此类出身。如山阳人李典，便是典型的地方土豪，史载其叔父李乾 “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曹操起兵后，乘县李氏顺势而起，“以众随太祖，破黄巾于寿张，又从击袁术，征徐州”。而江夏人李通，则是典型的游侠人物。他少时 “以侠闻于江、汝之间”，后与 “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同样是以武力见长的大豪强。

影视剧中的李典。来源 / 94 版《三国演义》截图

最后是比较特殊的文法吏。他们通晓法律、熟于政务，且执法不徇私情、严峻酷烈。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儒生亦表现出这种倾向。早在西汉时期，以 “明经好学” 而著称的郑弘、郑昌兄弟二人便 “通法律政事”；就连儒门祖师孔子的嫡系后人孔光，也“明习汉制与法令”。及至东汉，朝廷以“经术” 与“吏化”并重，既重视官员在儒家经典上的修养，也强调官吏在职期间的“功劳”。儒生一旦进入官场，想要有所建树，便不能只依靠文化，其对律法、政务的熟悉与否，亦决定仕途的高低，由此推动了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延伸阅读请参看阎布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

在此情形之下，许多大族、著姓也曾世代学习律令。《太平御览》卷 638 引《会稽典录》记载：“董昆字文通，馀姚人也。少游学，师事颍川荀季卿，授《春秋》，治律令，明达法理。又才能拨烦，县长潘松署功曹史。……（刺史卢）孟问昆：‘本学律令，所师为谁？’昆对：‘事荀季卿。’”又据《后汉书 · 钟皓传》记载：“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颍川荀氏、钟氏不仅是文化世家，亦世代习律，还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便意味着许多类似的士族都能对军阀进行全方位的资助，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因此观之，士族在众多 “赞助商” 中当位居第一等。

其次，便是以武力见长的豪族。在东汉家族儒学化的背景下，一些豪族通过研习典籍，抑或是在外戚、宦官的庇荫下，逐渐拥有了入仕资格；他们虽比不上历世著名的士族，却也拥有了一定政治资本。如谯县曹氏，在曹操的父祖辈中，除其父曹嵩是花钱买来的太尉之外，还有一位大长秋、一位长水校尉以及七位国相或郡守；而沛国夏侯氏与曹氏世代通婚，也非一般寒门（延伸阅读请参看王永儁《三國曹魏政治集團之演變》）。故曹操起兵后，曹仁、曹洪、夏侯渊、夏侯惇等人能尽起家中资财相助。

豪族的发展有赖于残余的奴隶制度。图为汉末三国持锸执箕俑。来源 / 罗开玉《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

最后，则是单纯以通晓法令见长的文法吏，以及拥有财力的商人。曹操在兖州时，杀名士边让，以致陈留太守张邈、济阴太守吴资与陈宫等人皆反叛。尽管兖州士族背叛了曹操，但势单力孤的文法吏并未盲目离去。如程昱、毛阶、满宠、薛悌、万潜、王思等人，日后都成为一方重臣。尤其是毛阶，后出任丞相府（即曹操霸府）东曹掾，与崔琰主持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曹操也感慨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可见，文法吏在曹魏政权的草创阶段起到了比较突出的作用，这同样是一种 “赞助”。

至于纯粹的商人，在正史中并不常见。孙坚起兵之初，“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蜀主刘备创业之初，曾受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以千金资助。还有与士族格格不入的公孙瓒，曾与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结为异性兄弟，彼此通婚，并以伯仲叔季排辈。这三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却个个 “富皆巨亿”，为资助大哥公孙瓒起事，想必会散尽家财。刘备到中原后，还得到了徐州首富糜竺的资助。史载，东海糜氏 “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尽管糜竺曾被陶谦辟为徐州别驾，这明显也是陶谦对糜竺的拉拢之举，结合糜竺与简雍、刘琰等人皆好清谈而无实际才干（见《三国志 · 简雍传》），可知东海糜氏为士族的概率并不大。

“赞助商们” 的话语权

上述可见，汉末三国时代的 “赞助商们” 也有高低之分。

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拥有的财富由于缺少武力威慑，有时非但不是优势，反而会惹祸上身。因此，一些商人或家底雄厚之人会在乱世之际招兵买马，依险要之地而建坞壁，从而掌握一定的军事实力。但这样的组织，其实已属于豪族范畴。若只以商人身份对军阀进行投资，主动权必然是最低的。以公孙瓒为例，随着这位北地枭雄的覆亡，与之深度绑定的三位亿万富豪，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个失败案例反映出商人在乱世中的无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想要有一线生机，不仅要看运气，也同样考验自身的选择与眼光。清醒者如田畴、王烈，后者 “为商贾自秽”，避难辽东后及时抽身，拒绝公孙度与曹操的数次征辟，得以安享晚年。成功者如糜竺，在刘备创业初期给予其莫大支持，甚至放弃曹操给予的官职（嬴郡太守），以至于他虽无多少才干，却一直以清贵身份跟随刘备左右，后受封安汉将军，得享尊荣。即便其弟糜芳反叛，糜氏在蜀汉仍备受恩宠，糜竺子糜威任虎贲中郎将、孙糜昭任虎骑监，皆掌中央禁卫，可谓帝王心腹。

当然，这也是糜竺的幸运。乱世之下，出身不高的军阀，更容易接受商贾的赞助。孙坚父（一说祖）孙钟少时寒微，种瓜为业；公孙瓒生母卑微，不喜与世族来往；刘备亦曾以织席贩履为业，后凭借卢植弟子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延伸阅读请参看津田资久《劉備出自考》）。在来到徐州后，陈纪、郑玄、孔融等当世大儒为之题扶，刘备这才在中原站稳脚跟（延伸阅读请参看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修订版）》）。反观袁绍、曹操这样的士族、豪族，虽然也能接受商人，但这种可有可无的投资未必能引起他们重视。而这，或许是田畴（河北隐士，曾作为向导助曹操大破乌桓）不受袁绍征辟、又拒受曹操封侯的原因之一。

汉代的富商十分常见（延伸阅读请参看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汉末名士仲长统曾云 “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过，真正以商贾身份而留名者却寥寥无几。公孙瓒的三个义弟，也只见于王粲《英雄记》，而不入正史。商人并非罕见，只是身居贱业，不如“豪族” 身份更能拿得出手。不过，对先天条件不好的孙坚、公孙瓒、刘备而言，商人的资助又恰到好处。同时也要看时机，倘若刘备起势之后糜竺再行投资，效果也将会大打折扣。陈寿对刘备的 “白手起家” 不曾避讳，故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才有幸留名于史。魏晋以后，门阀士族垄断了社会资源，名士经商亦不在少数；彼时，商人几乎已沦为他们的附庸，更不如从前。

作为 “特长生”，文法吏的待遇要比商人好一点。据《三国志 ·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先是，（云）与夏侯惇战于博望，生获夏侯兰。兰是云乡里人，少小相知，云白先主活之荐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 赵云为夏侯兰求情时，优先强调他 “明于法律”，可见文法吏是比较受欢迎的人才。但上文已述，由于东汉官吏的考核与升迁十分重视 “功劳”，世家大族也开始研修法律，所以汉末三国时代的文法吏远不如士族有竞争力。在此情形之下，文法吏也只能牢牢依附于统治者，成为曹氏、孙氏对抗士族、豪族的一把利刃。

在这种依附关系下，出身不高的文法吏一旦遭到厌弃，就会随时被抛弃。曹魏名臣毛阶曾掌选举多年，备受曹操好评，风光一时。可仅仅是因为在夺嫡之争中支持曹丕，他便招致曹植亲信丁仪的诬告，得了个 “诽谤朝政” 的罪名。尽管曹操在政治上有理由相信毛阶（延伸阅读请参看柳春新《崔琰之死与毛阶之废》，收录于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但为了维护爱子曹植，最终仍将毛阶罢黜。在东吴政权，亦有闹得沸沸扬扬的 “吕壹案”。孙权任用酷吏吕壹以打压士族，牵扯人员涉及到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高官，以致引起公愤，外戚步骘与江东士族的代表陆逊、流寓士族的代表潘濬皆对吕壹颇有微词。为平息众怒，孙权最终将吕壹斩首。

影视剧中的曹植与曹丕。来源 / 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与之类似的还有东吴 “暨艳案”。不同的是，暨艳似乎并非是出身单家的寒微小吏。田余庆先生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收录于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指出：暨艳门户较低。可在补注中，田先生又引敦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称：“苏州吴郡出五姓：朱、张、顾、陆、暨。” 暨氏虽然是吴郡当地仅次于顾、陆、朱、张的豪族大姓，但从暨艳行事来看，他颇有酷吏风范。可见想要抑制士族发展，就必须采取与儒家对立的法家手段，暨氏尚且如此，更别提其他的文法吏了。可以预见，在三国儒法之争的大背景下，政治基础薄弱的文法吏将被统治者裹挟着与士族对立，前景十分堪忧。

最后是豪族与士族。魏晋之前，这两个群体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为便于理解，才将文化与武力作为判定依据。豪族拥有土地、军队，亦可以学习文化，有成长为士族的潜力；士族在文化、政治、人脉上占据优势，也有机会接触军队。对于这两大群体，任何军阀都不能将其忽略。因此，豪族、士族在成为曹、刘、孙三家的 “赞助商” 时，拥有足够的话语权，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些主导权。

明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州，从南阳大姓晁氏贷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担保，券至宋犹存。” 吴伟业《绥寇纪略》亦载：“献贼破荆州时，民家有汉昭烈帝借富民金充军饷券，武侯押字，纸墨如新。” 此处记载了刘备向南阳土豪借钱、诸葛亮为之作担保之事（今本《益部谈资》无载，此事可信度有待商榷），说明豪族对军阀的赞助是相对自由的。而在曹魏政权的草创阶段，一些豪族在投降曹操后，仍可领本部兵马。如李乾去世后，由其子李整统兵；李整去世后，这支军队又交由李典。此外，臧霸率泰山诸将在归附曹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青、徐地界上享有半独立地位（延伸阅读请参看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收录于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

武侯高卧图。作者 /（明）朱瞻基，来源 / 故宫博物院

至于东吴，将领世袭领兵、养兵的情况更是常见（延伸阅读请参看高敏《孙吴世袭领兵制度探讨》，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及唐长孺《孙吴建国与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徐盛去世后，其子徐楷 “袭爵领兵”；还有凌操（祖）、凌统（父）及二子凌烈、凌封，连续三代皆领兵。这些世袭掌兵的例子证明：豪族对军阀进行投资后，仍掌握一定的自主权。这种情况在江东似乎更为常见，甚至有一些学者尝试用 “贵族制” 来解释孙氏与地方豪族共存这一现象（延伸阅读请参看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研究》）。

不难看出，这些 “赞助商” 已成为 “大股东”，深深根植于集团中。就算是主政的孙氏，也无法将他们驱除出去。有学者曾统计江东中央文官的籍贯与出身，以淮泗旧将与流寓士人为主的北方人共 99 人，占 35.61%，而以江东大族为主的南方人则达到 179 人，占 64.38%。由此得出了“孙吴政权基本上就是以江东士人为主要支持力量” 这一结论（延伸阅读请参看黄炽霖《从中央文官之地域分布及政治派系看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虽然这份统计数据未必全面，但的确反映出了 “赞助商们” 在集团中的重要性。

魏蜀的士族、豪族如东吴一般。刘备自创业以来，没有宗室支持，所信赖的关羽、张飞也先后遭遇不测，故而荆州士族与投诚而来的东州士族仍在蜀汉集团中占据主导地位。刘备入蜀之后，曾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五人作《蜀科》，这部治理蜀地、蜀人的法典竟无一个土著参与，“赞助商们”的话语权可见一斑。后来，随着蜀国的覆灭，这些与国同休的 “赞助商们” 要么殉国而亡，要么被迁往北方，再无往日辉煌。

同样是改朝易代，北方的 “赞助商们” 避免了这种命运。曹操执政期间，虽对世家大族有所打压，但在晚年却有所转变。至曹丕继位，拥护他赢得夺嫡之争的士族也成为大赢家，纷纷身居高位。尽管曹丕曾连杀曹伟、鲍勋、杨俊以打压朋党势力（延伸阅读请参看李昭毅《魏文帝時期的政局與人事政策》），但随着曹魏政权的正式建立，作为主要 “赞助商” 的士族仍获得了丰厚的政治回报。一方面，维护士族利益的九品中正制在曹丕任魏王后便横空出世；另一方面，以钟繇、陈群、司马懿为代表的士族也进入中枢决策（延伸阅读请参看佐藤達郎《曹魏文・明帝期の政界と名族層の動向：陳羣・司馬懿を中心に》）。反观曾风光一时的文法吏，却失去作用。王思虽在黄初末年官至九卿，但人微言轻、势单力孤，明帝曹叡继位后，他旋即被颍川人辛毗替代。

当然，曹丕在位时，军权仍掌握在宗室疏属之手。吴质与朱铄也曾染指过军权，前者都督河北诸军事，掌外军；后者则担任中领军、掌禁军。此二人是曹丕旧交，与陈群、司马懿并列为 “四友”；但出身寒微，故而被曹丕引为心腹。此外，陈群等人尽管曾短暂领过军职，但毕竟只是曹丕征吴期间的荣誉象征，无法证明士族已开始掌握军权。至明帝后期乃至齐王曹芳时，以司马懿为首的士族借外部压力（指蜀吴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逐渐蚕食军权，并通过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及其三族，彻底掌控了朝政（延伸阅读请参看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总的来说，蜀汉的 “赞助商们” 与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集团易主，他们纷纷破家败产，没了往日风光。东吴的 “赞助商们” 主动权相对更高，故而在把赞助对象由孙氏换成司马氏后，他们仍保留了一定实力。至于曹魏的“赞助商们”，则是赞助转股份，彻底瓜分集团财产，自己做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