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左翼运动与当时其他国际左翼运动的源流较为相近，同样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日本共产党在此背景下于 1922 年成立，不过当时日本左翼运动在军国主义膨胀的时代几乎完全没有独立话语权，日本共产党在成立之后便在 1924 年、1935 年遭遇了两次解散，还在 1928 年因三一五事件，被当时的日本政府明令取缔，大约有 1652 人在 1928 年 3 月 5 日被日本当局逮捕，其中包括 20 世纪著名的日本左翼经济学家河上肇。

在此之后，日本左翼力量要么投身于国际运动，要么成为了当时日本政治的陪衬之物，在二战结束之前始终没有取得日本国内的合法地位。

在二战结束后，局势对于日本共产党来说出现了明显的改观，日共开始作为独立的政党力量进入到战后日本政坛，首度获得合法资格参与选举，但随着冷战的到来，日本共产党的所处的位置又开始变得较为尴尬。

由于日本共产党是一支 20 世纪上半期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在政治主张上其实还是有着很强烈的武装革命情怀，使得其在战后的政治环境当中也曾一度极端化，与远东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有着一定的往来，对于国际运动与本国政治两者之间的选择，日本共产党在短期内并没有清晰的立场认识，正因如此，战后日本共产党虽然一度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议会席位，但仍因遭遇抵触而作为不大，1951 年再次试图转回武装革命路线 (该转向与该党领导人德田球一所代表的日共所感派有直接关系)，因此在 1952 年失去了议会席位，此后日本共产党明确提出要走会议路线，于 1956 年再度恢复合法性，与革命道路之间开始脱钩。

不过，战后的日本社会内部矛盾极为复杂，加上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式起到的影响，共产革命理论在当时日本社会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左翼政治空间也开始逐渐扩大，作为左翼运动代表的日本共产党在投身议会后，已然无法占据整个左翼政治空间，加上日本共产党在 50 年代政策摇摆不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60 年代安保斗争是左翼运动的一次较为同调的抗议运动，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工会等左翼政治力量与社会革新力量对于岸信介内阁强推美日安保条约的行为表示一致反对，在这场运动当中 1948 年成立的全学联 (曾受日共领导)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其领导下，大量学生走上街头参与了反安保抗议，当时全学联当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已经是新左翼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属于日本共产党的群体在其中属于少数派，在安保斗争之后 60 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高潮时期，日本共产党与大多数学生左翼团体之间已然毫无关联。

另一方面，由于左翼内部关于中国路线、苏联路线的争论不休，左翼团体内部也愈加分裂，使得更多的左翼人士开始另起炉灶，比如 1969 年成立日本左派共产党 (也被称为日共左派、山口左派、人民之星派) 便是一个以中国共产路线为纲领的共产主义小党，而其创建者福田正义则是在 1966 年被日共所开除的一名亲华派人士。

在日本 1958 年~ 1960 年安保斗争时期，新左翼已经逐渐成为了当时冲突运动当中的主导力量，虽然反安保运动最终未能达成效果，但对于当时的日本政治环境起到了很强的冲击作用。1967 年时，新左翼运动曾被归类为 “反代代木系”，即反对主流日本共产党(因为日共总部位于日本代代木地区，日共又被称为代代木系，该称呼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其他以日本共产党自称的小党派，比如 1969 年成立的左派日共与 1980 年成立的行动派日共) 的左翼组织。

50、60 年代是新左翼运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在 50、60 年代的斗争运动当中新左翼往往更为激进，在各种争端事件当中参与更深，比如砂川斗争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砂川美军基地的扩建遭到了当地市民的反对，此后全学联左翼学生组织参与到了帮助该地区农民抵制的活动之中，该区域矛盾因此与当时的左翼运动联系在了一起，日本共产党虽然也曾介入该事件当中，但又很快退出，也因此被当地抗议者视为是 “背叛者”。

在 90 年代初期的新左翼运动之中，共产同 (共产主义者同盟) 与革共同 (革命的共产主义同盟) 是两支主要的新左翼力量，在反安保斗争等运动当中一度在日本全学联组织当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共产同一度具有了更为有效的指导作用。

不过，共产同由于路线分歧在安保斗争之后最终分裂，形成了马列派、赤军派等支流，在共产同相对衰落后兴起的革共同也出现了分裂现象，革马派与中核派由此形成，在作为中心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全学联便不再是新左翼运动的主要旗号了。

社青同是同时期另一支以学生团体为主的新左翼力量也较为活跃，是日本社会党的下属组织，被称为是解放派，该派一度与共产同、中核派联合组成过三派全学联，除了解放派外，社会党结构改革派主导的社会主义学生战线被称为是前沿派，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社会基础因素是左翼政治得以在 60 年代蓬勃发展的根基，当时的日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发展方向尚不明确的时期，旧日的军国主义已然全面破产，但日本社会的昭和式情怀却仍未熄灭，只是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寄托物，于是左翼政治成为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情怀方向，不在拘泥于某种传统情结的同时，日本社会在战后仍然试图去寻找某种宏大叙事体系作为思想寄托的代替品，革命、社会运动等词汇在这个时间段内成为了社会环境当中的热点概念，比起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人士，左翼政治团体甚至在战后的日本大众之中更具市场，在不再拘泥于过往传统的同时，许多群体仍然希望自身的行为能够融入于某种时代大动荡之中，也正是因为这种情怀的存在，使得这场运动在上升到政治层面之后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由于战后的对美抵触情绪的作用，加上这些新左翼组织的作用因素，日本大学生群体普遍在政治问题上相对较为左倾，当社会矛盾开始对大学环境产生影响之时，一些以学生群体为核心的左翼政治运动便开始逐渐成形。

在此情况下，国际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 60 年代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成为了日本左翼运动进行形式模仿的参照对象，而同时期西方左翼运动也较为高涨，1968 年法国五月革命事件、美国反越战运动等事件对于日本左翼政治运动起到了很强烈的感召作用，另外嬉皮士文化、女权运动等现象也对日本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多重趋势最终促成了 1968 年全共斗运动的出现，日本新左翼运动与学生事件得以在 60 年代后期完全交汇。

左翼运动之所以能够真正被战后的日本学生群体普遍接受，不仅是社会环境变化导致结果，还与战后日本的教育结构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

二战后，日本大学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迁，由于军国主义的垮台，学校不再具有思想垄断与言论控制的政治压制能力，日本也开始由此走向了大众教育时代，同时受战后婴儿潮的影响，日本大学生群体的人数上升到了一个高峰，由于人数众多，这一代日本人又被称为是 “团块世代”，对于一个刚刚不再实行精英大学教育的社会来说，这样的变化造成的冲击无疑是非常巨大的，由于丧失了前代大学精英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力，战后人数众多的大学生群体难免对于前途较为迷茫，面对一个未知的时代感到无所适从，同时又对致力于社会改造之类的事业有所兴趣，因此急求改变而又充满迷茫的一代人与尚且落后的学校体制之间难免矛盾重重，这也使得那个时代的日本学生群体事件变得更加敏感。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战后的日本大学本身的经费预算较为拮据，围绕日本大学体制的各类经济问题成为了被当时日本社会所诟病的一个社会议题，大学体制本身也未能完全适应当时的变化，规模扩大的同时，原先的制度改进幅度较为有限，还在校园宿舍安置等问题上又与日本传统的住宿自治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冲突。

1967 年，由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对学校用医师登记制取代研修医制的做法有所不满，而展开了罢课抗议，后因双方调节处置失败，该事件最终发展成为了全校抗议事件，学生结成全学共斗会议，并推举出了一位名叫山本义隆的学生议长（7 月 5 日），之后演变成了学生占领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局面。第一次安田讲堂被占领事件发生在 1968 年 6 月，当时冲突还主要集中在具体问题之上，当校长开始申请机动队入校镇压后，引起了全校的不满，冲突正式升级到了全校层面，导致次年 1 月安田讲堂再次被学生占领，并且发生了警察与学生之间展开的一场持续 35 个小时的 “攻防战”，该事件最终导致日本东京大学在 1969 年停招一年。

在东京大学的事件开始引发社会关注的同时期，稍早发生在日本大学的事件也在将全共斗运动推向了高潮，1968 年发生了日本大学不明资金事件，此后一度被人怀疑该笔经费与美军的研究有所联系，引起了日本社会反战群体的不满，该事件由此成为了学生群体事件的导火索，之后发展成为了走上街头的全面抗议运动，日本大学的学生群体结成了日本大学全学共斗会议，推选出了一名名叫秋田明大的学生议长（5 月 27 日，时间还要稍早一些），两校事件后，全共斗运动全面兴起。

以 “大众团交” 作为主要形式的抗议活动成为了学生群体表达不满的方式，学生群体沿用了羽田斗争时头戴安全帽、使用棒球棍的抗议方式，采取了带有一定行为艺术色彩的暴力抗争方式，占据了校园场所，并试图阻止校方与政府力量进入。

各校之间为了方便统一协调而成立全学共斗会议组织，在全学共斗会议的形式在日本大学与东京大学出现之后，这种联合形式的抗议群体运动最终发展成为了日本全国性质的运动，各地的全学共斗运动在左翼政治的参与下迅速蔓延，大学当中的各党派联合体、学生团体都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之中，主要的各支新左翼党派纷纷出现在这场运动之中，其中中核派、社学同、学生解放战线、学生国际、共学同、反帝学评、社会主义学生战线、社会主义工人党八个新左翼党派在运动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1969 年，共 165 所大学因全共斗事件陷入紧张状态，大约当时 8 成左右的日本大学都直接卷入到了这场事件之中，几乎所有的知名日本大学都在 1969 年初被全共斗运动所占据，以三派全学联为代表的一部分群体展开了一系列的街头抗议运动，该运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群体，也与当时日本的市民运动有所联系，堪称是学生群体事件与左翼政治运动的一次总爆发，自 1968 年开端的全共斗运动由此达到了历史最高潮阶段。

在全共斗运动之前，虽然左翼运动已经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一大趋势，同时在 1968 年前，就曾出现过早稻田大学抗议事件、庆应义塾大学抗议事件等校园群体冲突案例，但学生群体事件与左翼政治本身并未完全一致，失去权威性的日本共产党无法在学生群体当中获得信任，同时中核派、革马派等新左翼团体也未能完全成为运动的主导，然而全共斗运动却使得左翼政治与学生群体完全联系在了一起，各大学的抗议运动产生了连锁反应，迅速影响到了日本全国，在全共斗运动当中，除了日本共产党之外，几乎所有的左翼力量都被卷入进了这场运动之中，几个主要的新左翼派别成为了运动的代表，大学生诉求与左翼政治在这场运动之中达成了一致。

虽然一开始，全共斗只是无明显党派区分的学生自发性组织，性质为由于各校的各自问题而结成的学生同盟组织，但在冲突升级后，左翼政治得以充分介入，群体运动演变成了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之前安保斗争、三里冢斗争、羽田斗争等运动所提出的诸多政治主张被沿用到了全共斗运动之中，群体运动的目的不再以最初解决学校体制内问题作为目标，而是将目标上升到了某些具体的政治主张层面，反越战等国际议题成为了共识，教育重新定位、自我否定之类对教育体制的全面批评思想虽然未能获得全共斗内部的统一认可，但也一度成为了运动当中的重要主题，即使只有少数主张得到了运动内部的共识，但这场群体运动仍持有较高的政治热情，在学生热情被全面激发的情况下，60 年代左翼运动达到了高潮。

幻梦终将结束，60 年代末期的左翼高潮阶段在进入 70 年代后便迅速没落，全共斗运动之后，日本新左翼团体内部间矛盾加剧，而整个支持左翼运动的社会热情则迅速降温，1973 年由于日本冲绳问题再此引发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学生示威事件，但在那之后大规模学生左翼政治运动便基本上告别了历史舞台。

在一些全共斗运动之前的学生事件当中，尚且出现过一些学校方面做出让步的案例，比如 1966 年的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抗议事件，但在全共斗运动当中，从一开始对校方进行抗议的学生群体便占据了绝大多数，但政府与学校方面却始终占据着优势，虽然在学生群体当中全共斗一派始终占据优势，一些反对全共斗的学生群体只占据少数，倾向于学校方面的日本大学体育系学生、打着全学联旗号的日共下属民青系学生 (民青同派全学联) 等群体的话语权相对较弱，不过无论是安田讲堂事件也好，还是后来的一系列抗议运动，被限制的全共斗运动最终也未能有进一步的作为，1969 年 9 月 5 日日本各校全共斗组织又结成了全国全共斗联合，然而当时政治运动已然是难以为续了，全国共斗联合最后只维持极短时间，并迅速解体。

在 1970 年时，由于各种压力因素的影响，各校的全共斗运动便已然瓦解，而此后 70 年代发生了赤军所造成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由无政府主义团体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所发动的 1974 年三菱炸弹袭击事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冲击，使得原本尚能得到一定社会同情的共运遭到了日本社会的抵触，另外由于新左翼团体之间矛盾加剧，在 70 年代一些主要的新左翼团体也出现了偏激化倾向，出现了比暴力抗争性质更为严重的事件，先后发生了多起左翼偏激群体之间的暗杀事件，60 年代的新左翼联合运动现象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共运高潮时代自此完全结束。

关于全共斗运动的落幕，究其深层次原因，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由于日本社会结构的再次变化，70 年代的日本开始真正进入到了一个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许多问题不再尖锐，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左翼政治自然失去了广泛的支持，各左翼团体的影响力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全共斗运动的主要形式也决定了其无法成为一场长期运动，全共斗与其说是一场左翼领导的运动思潮，倒不如说是一场多股力量的临时联合，在组织层面上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中轴在参与这场运动，各学生组织之间所采用的理论纲领并不相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各学生组织的目标与具体需求也不尽相同。

一些说法将日本左翼运动视为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案例，并且将该事件与 20 世纪上半期的革命事件进行对比，但在实质上全共斗的主流力量也并非是以革命作为目的的，虽然对比已融入议会体制的日本共产党显得更为激进，但全共斗本身的性质实际上与同时期西方的左翼政治运动更为一致，所谓的革命思潮其实是一种社会改良形式的主张，与现代西方左派运动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是在规模程度上有明显的不同，本质上却并不能与 20 世纪前期的革命运动一致看待，当然也有人将全共斗视为是一场冷战时期共产主义阵营输出革命的结果，但外因终究不是全共斗这场由日本社会内部运动的主要原因。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全共斗运动与同时期西方的左翼运动之间也存在不同，日本新左翼团体确实更趋于对共产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模仿，打出了许多同时期中国政治运动的特殊标语，也有一部分新左翼团体实际上真的打算制造一场革命风波，比如赤军派一类不顾现实环境需要的极端团体最终沦为了恐怖组织，成为了完全被时代所抛弃的异类。

总体上全共斗是一场失败的左翼政治运动，主要的政治目的并未达到，运动最终草草收场，虽然有着促进反战意识等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在理论上有所发展，运动时期使用的革命形式理论，其实并不能契合于日本环境，并且其中的一些政治观念其实完全罔顾了现实情况，最终全共斗时期的左翼运动高潮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左翼政治的退潮。

如果分析其具体的理想诉求的话，也可以看出，全共斗运动虽然以马列主义、托派思想为旗号，但实质上参与力量并不完全是政治力量，在铺天盖地的革命标语下，反战、女性权益、社会解放、反传统等政治诉求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够被忽视，全共斗更像是战后日本各种社会诉求的总体联合运动，当仅限于理论架构的政治诉求全面退潮后，而许多社会变革方面的诉求则在热情消散的年月里逐渐融入到了日本社会之中，虽然运动并未构建成功任何一种适合日本的左翼政治路线，不过也确实在潜移默化间促成了传统的重构，引发了持续时期很长的社会反思。

秘密结社、理论论战等活动在这场政治抗争运动当中广泛存在，俨然构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体系，当这一代人离开学校之后，这个社会体系便融入到了整个日本的社会环境之中，虽然许多人不再以左翼政治为信仰，不过左翼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专属于一代人的特殊话语体系，成为了 20 世纪后期日本社会内部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除了诸如猪濑直树、盐崎恭久等现代日本政坛人物直接受到了全共斗运动的影响较为深刻外，村上龙、村上春树、大友克洋、押井守、宫崎骏等我们更为熟知的日本作家、导演、动画制作人也都是 60 年代日本共运的经历者，其中有些人是参与者，而有些人只是过路者，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之中，也或多或少可以发现一些独属于那个年代的影子。

如今这场如同幻梦一般的历史记忆已经淡去，在团块世代当中，部分群体依旧延续了那个红色昭和时代的政治观念，另一部分人则对那个较偏激的时代进行了反思，日本左翼政治继续分分合合，构成了如今日本的一个边缘政治地带，总之全共斗时代的痕迹终究深刻的烙印在了日本社会的集体记忆之中，在现代日本社会文化中仍然依稀可见左翼浪潮所留下的痕迹，虽然如今仍有一些日本左翼政治团体依旧较为活跃，不过也早已不复当年的喧嚣，江湖如今依旧在，只是不见当年人。